沙孟海 《延光四年砖》跋 26.7×18.7cm×2 1940年 沙孟海书学院藏
是跋作于1940年岁暮，乃沙孟海（1900—1992）先生为《延光四年砖》所撰跋文。开篇述此砖发现之经过，跋云：
四川江北县红沙碛有抇古墓者，余自重庆市渡嘉陵江就视。前室穹然，殉葬器物悉为人收去，惟棺椁未动。乱砖散地，检取一枚归，文曰“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后汉安帝时物也。
据此，可略知其梗概：沙翁避地重庆时，闻“四川江北县红沙碛有抇古墓者”，遂亲自“渡嘉陵江就视”。既至，见乱砖散落一地，获一“延光四年（125）七月造作，牢坚谨”字样年号砖，即知其为后汉安帝时之物也。可惜者，是跋言及于此，而关于此墓发现之始末有所未详也。兹参以他种材料，始知与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1892—1978）先生有关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郭老寓居重庆达八年（1939—1946）之久。为政之余，躬亲田野调查与考古发掘，尝云：
我对于考古学其实还是在门外，不过我是明白，就和其他的学问是必要的一样，考古学也是有必要的，尤其在我们中国。我们古代的详情，至今还是在墓里。民族的来源是怎样？文化的分布步骤是怎样？和外来文化的交涉是怎样？以及古代社会的构成，各个构成阶级的递禅……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只郭老一人，适时如商承祚、潘伯鹰、常任侠、黄文弼、马衡、丁山等诸多学界名流皆聚集于此，沙先生概莫能外。郭老曾云：“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职此之故，抗日救亡行有余力，着意于考兴亡陈迹，求学术新知，斯诸贤共同理想也。此墓之发现，正是此间所得之成果耳。
据《郭沫若年谱长编》1940年四月间所载，1940年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常任侠于城区牛角沱附近生生花园内偶见铺路砖皆为汉砖，疑似汉墓遭破坏后之遗存。兹事引起郭老等人注意，故与卫聚贤“同往生生花园找汉砖”，然未果。其时春光明媚，遂过嘉陵江北岸游。无意间，于江北培善桥（今董家溪正街）附近胡家堡“墙根处发现了许多汉砖，上有‘富贵’‘昌利’字样，又在一口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发现了这样的砖”。郭、卫二人大悦，不日又约马衡、常任侠等前去复查，竟接连发掘汉墓数座，汉砖、五铢钱、铁剑及各类殉葬陶器亦随之出土。最可注意者，系4月21日下午一农民从墓中私掘所出之古砖，上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字样，适与沙先生所得符会。郭老进一步“协助卫聚贤绘制墓葬位置图，记录文字，并拍摄出土文物照片”，又于“古墓附近举办出土器物展览，并为参观者解说”，亦“作《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说明发掘江北汉墓一事的经过情形，以飨‘关心这件事的中外的朋友’”，江北汉墓发掘至此暂告以结束。此次考古于当时举国上下昏聩、对考古盲无所知而言，实乃发蒙振聩之行动无疑也。
返寓后，沙先生于“牢坚谨”三字尤为费解，不可通明。起初“或疑是姓名”，若“牢脩”者，《后汉书·党锢列传》特著其事：“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国，疑乱风俗。”然，沙翁谓“惟后汉少二名，此云‘坚谨’”，故“亦弗类”也。既非姓名，又应如何解释耶？复次，跋又云：
余谓汉人好用吉语，结习成俗，服御器物，触处见之。朝鲜平壤出土汉漆器，铭曰“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凡二十五字。“宜子孙”“牢”，皆祝愿之辞。此作“牢坚谨”，盖言又牢又坚又谨云尔。
一九二五年，朝鲜平壤五官掾王盱墓出土一汉代漆盘。盘内绘有东王公、西王母及龙虎像，亦有朱漆隶书铭文凡廿五字，“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行三丸”即髹漆三次之意；“治千二百”为产品数量；“卢氏作”乃工匠信息，自无异议。至于“牢”字，沙先生谓“汉人好用吉语，结习成俗，服御器物，触处见之”，是故与“宜子孙”意同，“皆祝愿之辞”也。推而论之，此砖作“牢坚谨”，“盖言又牢又坚又谨云尔”。
尽管“牢”字究作何解，时至今日仍无定论，如内藤湖南（1866—1934）称“牢”即丧葬礼仪中“大牢”之意，如原田淑人（1885—1974）与陈直（1901—1980）诸君谓其当作“牢固”解，抑更有论者，考其为盛放牲肉之容器，但无论如何，沙先生脱出古典文学、语言文字学、书学、印学之研究范围而转入“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之别一天地，得此一跋尤可证明矣。若更进一步言之，新中国成立后沙先生与浙江文物考古事业须臾不离，抑或可溯源于此耳。此跋之价值高下如何，无待赘论。
陈磊（沙孟海书学院学术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