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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歇中国风作品中自然景观的编码秩序

        作者:刘姝廷2025-06-18 09:33:00 来源:大河美术报

            符号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与时代思潮紧密相连。其不断被赋予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20世纪末,符号学更是以“元理论”的身份实现跨学科研究。皮尔斯在著作《皮尔斯:论符号》中将解释项看作再现项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结符号,正是这个联结符号实现了符号的意指秩序。

            “象似符”是指对象项与再现项在视觉上的相关性或相似性。1736年布歇创作的东方题材绘画《猎豹》与华托学生帕代的《中国狩猎图》中有着共同的特点。两幅作品都在远景中运用了椰子树这一异域符号。这种图像学关联的深层成因,可追溯至华托对异域元素的描绘中。布歇于1731年将华托为拉穆埃特城堡绘制的《中国人物杂像》组画制成铜版画出版,在《伊埃宋地区的玛兹梅女人》等场景中描绘了椰子树。华托笔下的异域植物图式经由版画媒介传播,而在布歇后续创作的中国风作品中,椰子树开始频繁出现在背景中。

            布歇将椰子树安置在中国风画作中,并非完全源于华托。17世纪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文献也是其中国风艺术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尼霍夫的《荷兰初访中国记》再到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我们都可以找到与华托和布歇的中国风作品相似的植物,也就是对象项。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描绘了一位河南妇女,而她的背景是一棵椰子树,与由布歇所刻的华托《伊埃宋地区的玛兹梅女人》中的组合相同,只不过华托画中的妇女改成了坐姿。在布歇绘制的《中国嬉戏》中,人物的坐姿又改为站姿,还添加了孩童,椰子树则依旧作为背景出现。此时,椰子树已然成为象似符,在布歇的作品中作为再现项向人们传达着“这是一幅描绘中国的作品”的思想。这种传达的过程其实就包含了人们对这一再现项的想象,也可以说是解释项。

            在解释项背后,是洛可可时期欧洲社会对异国情调的消费需求与画家迎合贵族阶层幻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的欧洲人眼中,中国始终笼罩着神秘面纱。那里的人性格随和,常常在安静的阁楼里悠哉,与大自然融洽并存,沉醉于无伤大雅的消遣中。中国风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椰子树,正是通过这种理想化的异域想象,演化成特定的文化符号。

            规约符是指符号与对象无自然联系,依靠社会约定形成指代关系。中国的植物形象能传递的信息很多,并非只局限于椰子树。英国艺术史学家苏利文曾对布歇描绘的自然景观表示:“这是一种看似随意,实际上却很复杂的对自然元素的重新安排。”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布歇的博韦挂毯作品时,一套固定的中国植物符号编码便呈现于我们眼前。在布歇创作的《中国集市》《结伴钓鱼的中国人》《中国舞蹈》等画作之中,都能找到与基歇尔《中国图说》中所描绘的椰子树、芭蕉等极为相像的植物形态。而在《中国嬉戏》及《中国休闲》等作品里,植物元素的呈现则更为丰富多样。其中包含与尼霍夫《荷兰初访中国记》中所记载的甘蔗外形相符的植物,还有酷似竹子的植物等。此外,在布歇的其他中国风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植物组合。可见,布歇的中国风作品中有一套固定的植物搭配,由椰子树、芭蕉、甘蔗、竹子、红叶树所组成。这样的植物组合在规约符中实现了再现项。

            回归到其植物图案的来源上,在基歇尔《中国图说》等书籍中,布歇接触到的中国植物种类远不止画中所呈现的那些。事实上,书籍中还详细记载了诸如大黄、生姜、棉花和丁香等植物。然而,布歇仅选用了与文献描绘相像的椰子、甘蔗等。布歇为什么偏偏选择这几种植物入画,而舍弃了同样出现在文献中的大黄、生姜、棉花和丁香等其他植物呢?在18世纪中国图像的跨文化传播进程中,从基歇尔《中国图说》、卜弥格《中国植物志》等图文并茂的典籍到版画插图,乃至当时流行的绘画中,背景元素大多由椰树等标志性植物构建而成。这些视觉符号逐渐成为欧洲创作者了解中国场景的通用语言,是社会约定的指代关系,也就是规约符中的解释项。在中国风作品中使用固定植物搭配的并非只有布歇。在他之后的众多中国风画家同样主动沿用并延续了这样一套自然植物的编码体系,将其作为勾勒代表中国的视觉符号。

            文化艺术的创造性有时会被惰性规范于旧有的传统或模式之中。布歇的中国风作品中固化的植物形成的符号实际上也存在同样的文化惰性。椰树、芭蕉等异域元素在画家笔下逐渐演变为一种安全的符号语法。它经过了市场与观众的初步检验,既保留了异域情调的吸引力,又规避了过度创新可能带来的接受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符号的固化并非艺术创造力枯竭的产物。18世纪欧洲的隐性中心主义塑造了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特殊认知方式。东方文化通过这种扁平化的认知与美学提纯,剥离了复杂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内涵,只剩下可供观赏的视觉奇观。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布歇的作品中,更是全球艺术史中跨文化对话早期阶段的典型写照。艺术作品中呈现的文化他者形象,从来不是简单的认知偏差或理解失误,而是权力关系、文化传统与特定历史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现象对当代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艺术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当今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但符号的扁平化运用与文化惰性的现象依然存在。艺术创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就必须突破对他者文化的表面化借用,在平等对话中承认并尊重他者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唯有如此,艺术才能摆脱符号化的束缚,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坚实桥梁,让文化交流真正实现双向的理解与共鸣。

            (作者单位: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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