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浏览视频号时，常常会刷到“书法家”发狂、发窘的视频。虽然这些视频滑稽可笑，但在笑过之后，发人深思。
从以流量为目的视频拍摄者角度看，这种带有讽刺当下“书法家”窘态的视频容易产生共鸣。但是，“书法”所产生的这种极端现象，正体现了当下书写本身所呈现的多重文化特征。
从书法起源看，很多人认为有了文字就有了书法。其实不然，书法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古代社会，书法与抄字匠（经生）不是同一概念。文字作为记录事件与思想的符号，其书写可以分为书写过程和书写结果两个方面。以书写结果为目的的抄写并不是书法，虽然经生抄写的文字很漂亮，但从本质上讲，这样的抄写不是书法。只有当书写过程从书写结果中分离出来，把书写过程当作最终目的时，作为艺术形式的书法才产生。根据研究，以追求书写过程为目的的书法始于东汉末期。《非草书》正是记载书写过程从书写结果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文本。以书写过程为目的书法要到王羲之时代才正式得到认可。
在古代，书法与抄字匠（经生）是分开的。书法家往往是指研究书写方法和有学问的人，而抄字匠（经生）则是指以抄缮经书为业的人。因为在雕版印书盛行以前，书籍多赖抄缮流传。因此，抄字匠在古代是一种职业。雕版印书盛行后，也需要部分以抄字为生的工匠。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流传的在碗上刻字、在箩筐上写字的人。这个人群人数虽然少，但属于抄字匠的性质。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经济的富足，日用品变得异常便宜，再也不需要在碗上刻字、箩筐上写字，这意味着传统意义的抄字匠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艺术逐渐成为装点生活、彰显品位的选择，能书善画者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市场热潮中，部分普通甚至艺术价值有限的作品，在非理性因素的推动下也被冠以“书法家”“画家”之名，并拍出惊人价格。这种“书画热钱”现象，一度扭曲了艺术学习的初衷，导致一些人将学书画视为快速致富的捷径，甚至影响了部分学生的专业选择，使得各类书画培训班应运而生。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书画的群众基础，但这种背离艺术规律的市场繁荣难以持续。
近年来，随着经济周期调整、疫情等外部环境变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持续净化，书画市场正逐步回归理性，其价值评估体系也重新向艺术本身回归。
但是，从学习的成本看，练习书法的成本远比学画要高得多。假定一个书法爱好者一天临摹4小时，有书写经验的人都知道，每天用掉的纸和墨远比学画多得多。如果是书法创作，写一幅书法作品，至少要写上十几遍，甚至几十遍才能写出一幅满意的作品。而临摹的字是不值钱的。去过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人都能看到，搞卫生的阿姨每天都能收集大量的练习过书法的废纸。然而，学画则不同，一般情况下，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般会从工笔画入手，工笔画对于工具材料的要求由于绘制的时间长而无足轻重。因为画一幅工笔画，从起稿到染色，一直到完工，少则一周，多则几月。而且，画一幅无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可算一幅作品。所以，民间有“好字不若烂画”的说法。
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王献之都有使用“蚕茧纸”的记载，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质地优良、类似蚕茧的名纸。然而，更能说明王献之练习勤奋、用纸之巨的，是虞龢《论书表》中的另一条记载。其中提到，王献之的门生曾将他写满字的纸用来“种蚕”（即作为蚕卵的衬垫），以至于百年后的人们还能从这些“蚕纸”中寻找到他的墨迹。这生动地说明，王献之书写过的纸张数量极多，甚至多到可以被门生拿来废物利用，而正是这种不经意的保存方式，使得他的许多手迹得以流传后世。
由此可见，古人也好，今人也好，书法练习需要大量的纸张。在古代，书法家与抄字工的界线明确。书法家不但是指有学问的书法研究者，更强调的是“人书俱老”，不是学几年就能成为书法家，并且很少有人以卖字谋生。如徐渭虽自称“吾书第一”，但主要以代笔书写文书谋生；郑板桥辞官后，以卖画为生；吴昌硕虽然是一个书与金石兼擅的书法家，但以卖画为生。可见，书法并非是谋生的工具，但倡导从小学习书法。
因此，在人们的书画消费走向理性之时，“书法”作品作为商品正在回归正常的状态，对于那些只有抄写能力的“书法家”势必会失去靠抄字获得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这就是当下视频号中大量出现“书法家”发狂、发窘视频的原因。
对于立志以书法为业的书法家，在书法销售和书法教学的市场趋于饱和的当下，正是理性思考什么是书法，怎样成为真正的书法家的时候了。
